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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我再也无法轻歌曼舞

来源:摩登中国网 责任编辑:Tom 时间:2015-08-08 09:21


跳舞、偷书、谈恋爱、上战场——我的灰舞鞋时代。

 

 

 

小时候,我从来没想到自己是个当作家的料。也读过书,就是趴在床上,拿着我爸的书读,那时没什么吃的,更别提零食了,我手里拿着榨菜、大头菜,或者咸鱼,弄得书上全是油印子。但那时读书就是消遣,没当回事儿。

 

小时我最喜欢的是唱歌跳舞,歌唱得好,舞当时也觉得跳得好,但后来到了文工团,才知道自己其实条件不好,身体不够柔软。但我这个人做事情特别投入,也能吃苦,我非常想把跳舞唱歌作为我的职业。爸爸在安徽艺校给我找了老师,练了半年芭蕾。当时没想过接着上学,因为学校里教不出什么东西,全是毛泽东诗词什么的。我爸爸说,学校不用上了,今天学农,明天学军,后天又学工,学不到什么。

 

当时,进部队参军是个光荣的事情,而且出路很好。不然的话,前途就是插队下农村,当知青。

 

之前我们家在讨论,是哥哥下农村,还是妹妹下农村。说来说去,当然是哥哥下农村,但是我觉得,最好的结果是,谁也别下放。当时好多部队在招兵,哪儿要我,我就去哪儿。为了参军我先去了北京,前后呆了两个月。当时北京空军在招兵,他们住在幸福大街招待所,我也住进去,等着考试入伍。但是北京空军的教官给我搬了搬腿,觉得我不够软,犹豫着要不要收我。正巧成都军区也在招兵,他们住在楼下,我就下楼,过去给他们朗诵诗词,又跳舞又唱歌。先唱的是毛主席诗词改编的歌,比如《黄鹤楼》,当年很流行,还唱了《红灯记》,唱完我就跳,并足尖,几个教官看,还有很多已经被招进去的孩子,也围着看。表演完了,考官觉得还行,就说这个孩子我们要了,正好明天要去领军装,你一起跟着去吧。我一听很高兴,回去就跟北京空军的人说,我要去成都军区了。

 

之前我没去过成都,就知道在西南,但是不知道离北京上海有多远,完全没有地理概念,过了几天,所有新兵大概三四十个人,一齐整队从北京出发,坐火车,两天三夜才到成都。我这才知道,成都这么远。

 

那一年是 1971年,我刚满12岁,考进成都军区文工团做文艺兵,跳芭蕾舞。 我长个大概比较早,当时1米59。同时进文工团的,十四五岁的孩子比较多,在北京也招了些学京剧的,他们年龄大一点,二十岁的也有。我是年龄最小的之一。进了部队,文工团的团支书说,你的理想是什么呀?我说,我的理想是独舞和领舞。团支书乐了,他说,难道不应该是共产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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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成都军区,新兵就开始训练。六点半就起床,开始跑操,然后一练一整天。累归累,但是小孩子觉得好玩,比如打靶和刺杀,拿着木棒,刺来刺去,不用上学,不是挺好玩的吗。打靶我打得最差,从来子弹都是往天上飞的,没打到过靶子上。

 

部队是和外面隔绝开的,也能出门,但每次请假只能出去两个小时,而且最多只能两个人出去,出去的人回来了,销了假,才能有其他人再出去。我和外界的联系就是给家里爸爸妈妈写信,每个星期天都是写信的日子,趴在床上写,寄出去,四五天或者一周,才能寄到上海。除了写信,就是写日记。

 

部队里只能学毛泽东选集,不像家里有书可以看。在当时,除了毛选,其他的书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是黄色的、修正主义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们,部队有一个阅览室,像个小图书馆,但是莫名其妙被封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找过去,发现阅览室外面是个桃园,有一圈警卫战士站岗,但是他们是在守桃子,怕人偷吃。趁着没有政治学习的晚上,我们在警卫战士眼皮底下走进了桃园,趁没人注意,偷偷从阅览室窗户钻进去。里面除了书架,就是画素描用的半裸的石膏,不少都打碎了。我们不敢开灯,抹黑找书,四川比较潮湿,里面的书都是潮的。爱读书的女孩子也不多,就我们两三个,摸到书,把它们捆在腿上,再把军裤放下来盖住。军裤很肥大,女孩子又瘦,看不出来。从窗户翻出去,出桃园,只要身上没揣桃子,警卫战士就不管我们。书没得选择,摸到什么是什么,拿出来不好看,就偷偷扔了。看书之前,封皮都得撕掉,扔垃圾箱,要不然,别人一看你读的是契科夫啊什么的,那就完了。我们都把毛选的封面套在书的外面,在政治课上,假装看毛选,其实在看小说。回了宿舍,躺在帐子里,也不能放松,还是把毛选的壳套在外面。那时候好像看什么都是藏着掖着,不少小女兵喜欢收藏糖纸,也是塞在毛主席语录里,上课看书,其实在盯着糖纸看,看得出神。

 

有些从阅览室带出来的书,从裤腿拿出来,发现看过,比如《青春之歌》,我都能背熟了,那也不值当冒险送回去,就转手扔掉。我当时看的都是之前我家没有的书,一些名人传记,比如巴尔扎克传,拜伦传,麦哲伦传,我喜欢读,它们对我影响很大。这样业余经常去找书看,直到后来有一次去,发现这个阅览室被转移了。

 

这个偷书看的秘密一直没暴露,但是我恋爱的秘密后来暴露了,折磨得我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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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团里,男女生接触很多,但说话不多。跳舞时,大家要在一起,不仅面对面,有时还要拉手。那时团里有个说法是“一帮一一对红”,就是一个团员可以帮助一个非团员,要一对一谈话,寻求进步,谈来谈去,谈谈谈,谈到最后谈的什么外人也不知道了。很多人打着谈进步的幌子,都谈成男女朋友了。

 

恋爱的秘密有各种暴露的方式。

 

我们去西藏军区演出时,看到哪里的兵战士杀狗吃肉,就觉得心疼,留了一只小藏獒,放在棉帽里带回来,叫他克勒(藏语“爷们儿”的意思),养在部队宿舍。它可受了罪了,首长来视察,男兵就喂安眠药,怕他叫。但克勒聪明,人发现不了的事儿,狗能发现,谁和谁接触多,它都记住了。文工团女兵多,住在楼下,男兵少,住楼上,早晨大家起来,男兵们发现,有女兵的红色塑料拖鞋,摆在了楼上,男兵的床底下面;女兵宿舍这边,也经常出现男兵的肥皂盒之类的东西。那个时候大家的私人物品很少,一双鞋什么颜色,是谁的,看看都知道。这个就了不得了,怎么回事儿,难道女兵去男兵那边过夜了?大家觉得很可怕,秘密随时暴露。直到有一天集合,首长在训话,就看见克勒吊着一个袜子,从楼下女兵宿舍钻出来,蹭蹭地跑上楼了,这一下大家才明白,原来是克勒干的。

 

出去演出,我们坐着敞篷大卡车,中间放着道具,大家坐在旁边,盖着大衣和棉被。车开得颠簸,人都睡着了,军大衣就被颠掉了,我们就看见,大衣下面,男兵女兵,有的人手是握在一起的。我们就捅捅其他人,悄悄指着说,快看!秘密这么揭晓的,也有。

 

我15岁初恋,我的事儿也暴露了,但和上面这些都无关。那个男兵是个排级干部,他经常放橘子之类的,好吃的零食,放在库房里。士兵们的行李都在那儿,我找过去,就能看见他又放了吃的。男兵女兵拉拉手就非常不得了了,能激动半天。我们私下见面不多,公开场合,我就会给他发暗号,比如摸一摸军装上第二个纽扣,就是约定一会儿去哪儿见面。我也给他写情书,比如我今天跳舞,看见了你一眼,我今天训练的时候,看到什么,我想到了你。但他写东西不太灵。这个男友后来爱上另外一个人,那个女兵和他差不多,十八九岁,他把我写的情书拿给她看。结果,她就拿去交给领导了,这样她就得逞了。后来证明,这个女兵品德很坏,大家都不太理她。总之我的秘密暴露了,恋爱谈了大概半年,事情败露了,不能好了。

 

我按照团里要求,写了一遍又一遍的检查,也叫逼供信。我们那儿的逼供信很恶劣的,先逼,后供,大家就信了。检查写出来,要在团支部开会的时候当众拿着读,下面每个人都站起来,一个接一个地批斗我,说什么“你人小鬼大”啊,“这么小就兴妖作怪”,“小怪物”,“小妖精”。我那个委屈啊,觉得活不了了,趴在床上哭,天天恨不得把自己吊死,心想,士可杀不可辱,不能让你们这么侮辱我。总之不受待见了,本来团里让我跳的角色,现在因为恋爱败露,也不准我跳了。突然之间每个人都不理我了。

 

那时我就发现,人是复杂的,小女孩都这么年轻,就有迫害别人的欲望。迫害这种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东西。都是为了自保,她们发现一个可以迫害的对象,不迫害就有不安全感。因为每个人都在恋爱,迫害其中一个人,自己就暂时安全一些。那个时候,我也没法跟家里说。我爸爸当时还关在牛棚。这段经历就得自己消化过去。后来写作,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灰舞鞋》,给姜文买去了,但是他拍不拍,什么时候拍,还没说,我也不知道。

 

在文工团就是唱歌跳舞加训练,日子都差不多,一晃过去几年。在文工团后期,大家发现我会编舞。其实也很偶然,冬天太阳少,外面暖和,文工团在太阳底下编舞,他们都乏了,我站在旁边看,经常忍不住唱几句。大家一听,编的挺好的,领导就说,要不你就编舞,去舞蹈学校跟着搞创作。

 

舞蹈学校当时叫五七艺校,在部队外面三公里,老师要赶在学生上课前集合,早晨六点多就得到。那时成都的公共汽车很混乱,等一个小时都等不来车,乱七八糟。领导说,那你跑步跑过去。我说行,可是一想,天还不亮呢,一个女孩子跑出去很危险。领导就借给我一支五四手枪,装了子弹。那段日子,我挎包里就装着手枪,从部队出来,跑步去舞蹈学校排舞。其实我枪法那么差,从来打不到靶子,拿了枪也瞄不准,但是可以壮胆。在舞蹈学校学了三个月,我的舞蹈语汇丰富得很快,还参加了专业组排练,编了许多舞。编舞就要写歌词,写歌词就要写大纲,要写出来,这个歌表达的是什么、主题是什么,其实就像写一个小故事。我那时歌词写得好像不错,领导比较满意,而且写大纲时速度也挺快。团支部发现我会写,就让我业余来编墙报,做起了宣传委员,就写什么好人好事,自己写,也约士兵写稿子,交过来我编编。那时慢慢发现,自己好像真是能写,挺会写。大概这个时候,已经进成都军区七八年了,我十八九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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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爆发得太突然,好像一夜之间,部队里都知道,要跟越南打仗了。我这个人傻乎乎的,什么都不怕,也不知道怕死,外面一说要打仗,我就说我得上前线,心里想的很简单,当兵的,不上前线怎么行呢。当时很缺记者,整个成都军区,就一个报社,他们过去了,我就说我会写,我也要去。领导就同意了,给我发了个特别通行证,又配了一个小五四手枪,我装在身上,觉得特别庄严,心里也激动,心想终于上前线了。

 

去之前,我还是在轻歌曼舞,去前线的事情不能跟家里说,要保密,只有部队知道。我知道有死亡危险,但是觉得死亡又很远。

 

临走除了通行证和手枪,就是军队行李,当兵的一共两套军装,两套衬衣,两双鞋,纸笔,其他的什么都没带,当时因为打仗,允许军队战士随便上任何一辆特快列车,和电影上不一样,走的时候没有什么仪式,部队帮我先联系好了云南的医院,我就背着行李,一个人去了成都火车站,亮了通行证,上车了。成昆线,从成都到昆明,车次记不得了,一上车我就住进硬卧车厢,一个人也不认识,都是打仗的士兵,没有熟人,也没想多少,倒头就睡觉了。第二天醒过来,就到了川滇边境的攀枝花,下了车,坐当地军分区的汽车,到会理的野战医院。在野战医院,也是按程序先报到,住进简易房,紧接着就开始工作了。当时乱糟糟的,没什么心情和想法想别的,都很紧张。

 

医院里全是前线拉回来的伤号,到处都躺满了人,连走道都堵住了。当时越南那边声称,中国的战士如果死了,反而是减轻了负担,所以要让我们受伤,要残废,这才造成负担。他们把地雷挂在丛林里的植物上,比较小,看不清,我们的战士前进的时候,拿手一撩,雷就响了,手臂就炸断了,胳膊就没了,拉回野战医院的,肢体残废的战士特别多。一夜之间,医院就能多出上千个伤号,我特别不能理解。我一看到这么多血淋淋的战士,很震惊,都是年轻的生命,为什么可以一下子就变成这样?

 

说是做记者,其实我也不会采访,就跟着护士,呆在医院里,哪个战士愿意跟我说话,我就跟他多说几句。为了多问点东西,我常常跟着护士换药,就为了跟伤号们混熟。他们其实很难开口,大部分人,打仗前一天还是边境上的庄稼汉子,结果一爆发战争,第二天就被招兵了,拉去打仗了。他们认生,也没经过训练,不是士兵,有时候我问半天,他们才憋出一句话来。更不敢拿本子记了,有时发现,本来好不容易说几句,我一拿本出来,他就僵住了,又没话了,很紧张。我只好争取不拿本子,纯凭记忆。反正当时年纪也小,记忆力好,记在脑子里,回去宿舍写。一篇要写两三千字,本来问的东西就不多,我就只能根据自己的印象来。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的虚构能力很强,新闻内容不够我就凑,拿想象去编。我就很快摆脱了现实写作,开始虚构。虚构是我的长项。我实在没法老老实实写,没做过记者,从一堆伤号嘴里也抠不出东西来,我问半天,我讲十句,他说一个字儿。 我的任务是写报告文学。但那段时间写的诗歌最多,后来只发表了一篇,叫《山茶花》,很傻的,看名字就知道,无论是主题还是写法,就是那种感伤的调调,总之都很傻。我还写了一篇小说,叫《十五月儿缺》,写的是一个云南的女孩子和中国男孩,他们在边境认识、相爱,结果,就被一场战争毁灭了。写的报告文学反而只有一篇,叫《小姑娘》,写一个女战士,年龄小,部队里人都叫她小姑娘,胆子小,但是上了战场,为了杀敌,胆子就变大了。

 

我写的东西都很反战。第一次呆了一个月,回了成都又写了一些东西,投到解放军报, 没被发表。隔了几天,我第二次坐火车,又去了西昌的陆军医院,那时候很多伤员都转到比较正规的陆军医院了。之后我又去了云南蒙自,反正都是野战医院和陆军医院。当时就是忙着参战,对那场战争没什么想法,觉得就是为国而战,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现在回头看,都知道了,有很多很荒谬的地方。当时整个的政治情况是,越南在打柬埔寨,中国支持柬埔寨,苏联又支持在越南后面,实际上,战争是一种政治平衡的需要。

 

很多年以后,我去了美国,看了一部得了奥斯卡的电影,叫《The Killing Fields》(《战火屠城》),这才明白,红色高棉杀了那么多人,都是政治需要,可是为了政治,你牺牲了那么多年轻的生命,这算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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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士兵让我特别难过,特别难忘,他是个孤儿,被一个女孩子家里收养了,做成了“摇萝亲”,就是说,在摇萝里面就定亲了。长大以后,本来他就等着跟这个女孩子结婚,但是战争来了,他被拉去当兵了,刚上前线,就一颗炸弹,把他的生殖系统炸坏了。他特别痛苦。护士跟我说,我们发现他有自杀倾向,你是记者,你过去开导开导他。我走过去,他不讲话。我怎么开导呢,我一个女孩子,十八九的小姑娘,不知道怎么开导小伙子这方面的事儿。我就跟他胡扯了两句,但是他也不说话,心不在焉,我就从帐篷里出来,觉得自己很失败,不知道怎么办,只希望他别自杀。后来有一回,我跟护士进去帮他量体温,不小心挠到他了,他就格叽格叽地笑起来了,我就放心了,当时觉得,这个人已经好了,他能笑了,应该不会自杀了。但是后来,我回了成都,听医院这边的人说,他还是自杀了。 我觉得不能理解,好像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我转型的契机。不然自己还在那里傻乎乎地唱歌跳舞。回去成都,我就没法跳舞了,我觉得自己成熟了,轻歌曼舞没意思。再加上我的作品在解放军报和军区的报纸上发表了两篇,变成铅字,马上有点膨胀。我给爸爸写信,还寄去了剪报。爸爸说,看来你有我的基因。当时在解放军报发表东西挺不容易的,政治部和文化部的领导就说,你别去跳舞了,就去搞创作吧。我当然就答应了,很快开始写作了,先写了一个剧本,叫《达娃与嘎玛》,讲的是西藏的故事。这个剧本的第一稿就在四川的一个电影杂志发表了,上海制片人看到了,也是给我爸爸的面子,就把我请过去,专门去修改这个剧本。结果这个剧本没被拍摄,在上海写的另外两个剧本,一个叫《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另一个叫《无词的歌》被采用了,前面那个后来被八一厂拍摄,后面那个上影拍摄成音乐片,叫《心弦》。现在看都很傻,见不得人的。

 

因为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部队给了我一个三等功,接着剧本投拍,又给了我一个三等功。等于我一下子拿了两个。在当时很了不得,因为如果不参战的话,想立功是很难的事情。在上海写剧本时,我认识了我的前夫,又恋爱了,越来越不想回成都军区了。

 

这是1981年。不久以后,我调到了八一铁道兵,到了八一厂去写剧本。那里条件就更好了,铁道兵全年免票,坐上火车,全国到处可以去,哪里都能采风,感觉特别优越。

 

在北京,我接触了一大帮文学青年,包括现在做电视剧很有名的马忠俊,还有万芳——也就是曹禺的女儿。也开始接着读很多书,这时读书不再局限之前的经典,也不再只是苏联文学,而是读一些在当时很当代的美国文学,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法国文学。当时我们聚在一起讨论文学,就像俱乐部一样的小团体。

 

现在看,如果当时在成都军区,没有去参战,我可能都不会写作。当时西藏军区有个首长说,要不你调到西藏,就完全负责歌舞编导吧,我当时还很动心,还没去,战争就爆发了,回来就不想跳舞了。命运很难说,人对自己的潜能也不完全了解。比如说,后来我要是不学英文,我也不知道我还可以用英文写作。1985年,我就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接连写了三部,我就出国了。

 

我出国以后第一次回成都是1996年,跟陈冲一块为电影《天浴》看景,选演员。后来一直没回去,直到去年跟张艺谋导演去宣传《归来》。我跟文工团的战友一直还联系着。今年我去上海,和文工团一个战友见面,她跟我说,小米呀,报道你的文章,我全都放在保险箱里收着呢。战友们都叫我小米,因为刚入伍时,我给她们做了一个米老鼠的样子。

 

严歌苓,著名旅美女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她最新出版的小说是《床畔》,讲述了一个军队女护士和她护理的一个英雄铁道兵以及一个军医之间的爱情故事。如果您读了她上面这段经历,也许能从小说中读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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