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是在干吗？”
王愿又堵在路上了。算算每天有3个小时会浪费于堵车，再有8个小时混在单位——一个“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的公司，她时常会有这种“心灵拷问”：如果把这么多时间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一定可以做点什么。
她早就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北京服装学院读书时就已经目的明确，她想做一个服装设计师。只是大学毕业后遵从了父母希望她生活更稳定的心愿，进了一家央企。
变化可能发生在2014年11月，王愿结婚了。拍婚纱照之前，她做了不少功课，挑选了一家口碑不错却并不算出名的小工作室。这是个夫妻店，设计师和王愿年纪相当，理解彼此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当王愿看到他们拿来的婚纱，她激动起来—她想起自己也曾有个做服装设计师的梦想。她和小夫妻交流如何自己做工作室、如何招揽生意，并且得到他们的同意——如果王愿自己设计制作婚纱，可以先放在这个工作室里展示。她已经结婚了，她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向父母坦陈，她想为自己工作。
2015年5月，王愿成立了自己的婚纱设计工作室。服装学院的经验让她对去哪儿买材料并制作一件婚纱的流程都很熟悉。当然，她认为自己也了解她的潜在客户——和自己差不多年纪、准备结婚的女孩们。“肯定也有很多女孩喜欢去品牌店、找明星同款，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特别的东西。”王愿说。
王愿坚持自己只是设计、定制婚纱的自由职业者，她希望是客户来找到她，而非创业之后需要自己去找客户。
王愿的生活发生了大变化。虽然目前赚到的钱并没有以前多，但她乐在其中。她要操心怎么注册品牌，要拜托在纽约的朋友帮她研究独立婚纱设计师的作品，她不再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反而总觉得能量不够，需要补充，甚至“每天睡觉前一分钟都还在想这些事情”。
严一鑫从为商业做设计开始，到为品牌做完整的营销案，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团队。
以上并不是我们想讲的某一类创业故事，事实上王愿只定义自己为自由职业者。“我觉得做自由职业者和创业是两件事。对创业的人来说，计算成本和收入很重要。有时候一件事你未必喜欢，但是为了自己的公司也要去做。但是自由职业者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让别人来找你。”
如果你觉得王愿的故事只是当下众多中国年轻人追求自我价值的一个，那就来看看我们在伦敦见到的电影制作人Ben Kent，他也为自己工作。
Ben Kent曾经在伦敦一家叫做Spectrecom的电影工作室工作了5年。虽然职位已经做到了创意总监，但他有时也会面对一些办公室政治，以及，“有时候（公司）为了追求盈利而采取的一些做法”他并不认同。
去年夏天，他辞职，开始自己拍片。过去的人脉帮了忙。Ben Kent主要为大公司拍片，里面有Next这样的时尚公司，也包括保险公司，甚至还有英国国防部。
除了口碑相传，Kent还总结了一套推销自己的方法。比如他发现他的客户大多数都有自己的视频部门，只有在缺人手或者缺少某个工种的专家时才会找自由职业者。而他说自己其实是个全才，策划、写剧本、拍摄、后期制作都不在话下，但面对客户时，“你得向客户展现你是个专业突出的人，这样他们才会觉得这份工作非你不可。”
“我会跟他们刻意强调，我是个freelancer而不是一家公司。”Kent说。
他是英国450万自由职业者中的一个。“英国的自由职业者大概占到总体职业人口的15％，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在去年增长了8.7％，自2008年以来已经增长了35.1％。”Andrew Chamberlian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是英国独立专业人才和自雇协会的政策与外部事务执行总监。
在美国，这个人群更加庞大。“美国有530万人从事自由职业，他们占全国职业人口的34%。”独立调查机构Edelman Berland在2014年4月发布了一份报告，与他们联合完成报告的自由职业平台Elance-oDesk的创始人、现任CEO Sara Horowitz为此发表文章说，“过去的工作方式已经逐渐失去了效力，我相信530万这个数字会继续增加。”她认为，“新的经济模式已经在这里了，它是自由职业者带动的。”
这里提到的新的经济模式，其实你我并不陌生，比如Uber引领的按需经济，再比如各类O2O上门服务爆发而催生的零工经济等。就本质而言，不长期固定附属于某个公司、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中国人俗称的为自己打工—其实并不是新生事物。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随着新一代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兴起，随着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民主化，以及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趋向细致，我们当中的更多人在未来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不再是没有时限的长期任务，而是变成围绕着以项目为基础的短期团队即兴架构，这对于伴随着现代公司制度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职场文化而言，的确带有某种革命意味。
在美国，Craiglist、Yelp是最常见的寻找个人服务的平台性网站／应用。在中国，“像赶集网、58同城也成立很多年。他们主要的业务是蓝领工人招聘”，厅客联合创始人马静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她创立的厅客就是一个想通过互联网聚合自由职业者、满足用户需求的平台，她更倾向于对接偏向脑力劳动的供需双方，“像婚纱设计这类涉及审美和创造、对客户需求的理解”等工作。
马静创立的厅客是一个想通过互联网聚合自由职业者、满足用户需求的平台，她更倾向于对接偏向脑力劳动的供需双方。
虽然眼下还没有关于中国自由职业者人数的确切统计，但是马静相信这个趋势正在到来。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014年发布了一份主题为“中国中产阶级描绘”的报告，其中不仅指出超过75%的中国城市消费者的年收入将在2022年达到6万至22.9万元人民币（约合每年9000至3.4万美元），成为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麦肯锡还描绘出了一个新的人群——Generation 2。“这一群生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年轻人在相对更多元化的环境中成长，他们自信、具有独立意识，乐于尝试新鲜事物；他们忠诚于自己热爱的品牌，通过更高的生活品味追求情感上的满足，而这些人已经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决策者。”
报告还列出了一组数字：2012年，Generation 2的人数大约为2亿人，他们的消费行为将占中国城市总消费的15％，10年后这个数字会变成35%，它预测这群人对中国消费市场的影响将是美国婴儿潮出生的那群人之于今日美国社会的3倍。
在中国，新一代消费者正在成长壮大。无论是自由职业者自己，还是所提供服务的对象，都属于这个群体。
王愿不想把自己一针一线做好的婚纱放在淘宝上低价销售，她在朋友的介绍下发现了厅客，当王愿去参加“厅客”的线下聚会，她发现这里已经汇聚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职业者：室内设计师、书法老师、私人旅行策划师、创意视频工作室等。
马静说她和同事创办厅客的直接原因正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机会。她觉得眼下谁都能感觉到互联网和新技术为社会带来的改变，但是传统的工作模式限制了人们内心对自由的追求。
追求自由是我们和这些自由职业者交谈时听到最多的原因之一。无论是伦敦、旧金山、上海还是北京约访的自由职业者，几乎在每个人的故事开头都有一段“我想更自由”的诉求。
大学毕业后就进广告公司做执行工作的严一鑫在解释为什么会去做自由职业者时说，“我是有自己想法的人。”他在广告公司待了没多久就选择了自由职业，最初接到的工作是为一些商业会所设计海报。
做创意的人可能比别人更在意自己的想法在具体方案中的体现”，独立创意工作室七毫米的负责人唐琼舒理解严一鑫的想法。她和男朋友钟青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能把自己的爱好变现了——他们喜欢拍视频，甚至拿了奖，在毕业前就收到过某手机品牌拍摄微电影广告的邀约。
但是拗不过父母“找一个稳定工作”的要求，唐琼舒和钟青也像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一样面试、找工作，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唐琼舒的感受是，大公司的工作虽然让自己对品牌、客户更加了解，但是年轻人的想法在传统的广告公司里无法实现让她觉得“成就感很差”。
钟青先辞职做起了创意视频，唐琼舒只是偶尔帮忙。“刚刚开始做的时候，迫于生存压力，我们没办法挑客户，而且整个产业链是属于旧广告人的，他们会反过来认为你没有经验。”唐琼舒说，她想了个办法，即当他们需要去找一些自由职业者帮忙时，她会尽可能去找非广告行业内的人，“比如某个人美术很好，但是他根本没有做过影视行业，我就跟他们一起探索怎么做，这样出来的效果往往更好。”
向往自由的同时，他们往往也体现出对更高的职业道德的认同和追求。
钟青和唐琼舒因为觉得传统广告业的成就感太差而出来单干，他们也会跟freelancer合作。
张强医生集团的创始人张强离开过去工作的医院的原因很简单：他不认同以药养医的模式，同时认为不少医生只做研究而荒废看病技术是一种本末倒置。他知道有些事情是自己无法改变的，但他可以做些新的事情。
于是他寻找那些脱离体制自由执业的医生签约，为他们提供技术和场地支持，模式是收取诊金，但是让病人自己拿处方去买药。他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这个平台建立之后有不少医生找来，其中很多是有想法的年轻医生，但目前他更希望多签约专家，年轻医生主要还是做助手。
反过来，如果站在雇主的角度来看，与自由职业者合作往往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和更专业的技能。
曾经多次帮公司招聘软件开发者和设计师的Caulen Lauria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找自由职业者的时候看重三点：专业技能、沟通能力和价格。
“专业技能是最重要的，价格合理也是。”数字创意代理公司琥珀传播的首席执行官刘阳则认为聘用freelancer使他有可能在创意的各个环节都找到最好的人，“比如某个创意我们可能想用非常好的插画家，那我们的办法就是请一个freelancer到我们公司来一起合作。包括现在还有coding，虽然公司内部也有自己的coding部门，但是也许你的程序员只会做这种程序，然而随时都会出现新的东西，你要去用最新的技术来塑造公司的一种创新的形象，这时freelancer也是很好的解决方案。“他对这种职业方式的未来非常乐观，尤其在他身处的广告创意行业，“也许以后广告公司会变成一个平台，运作方式就是找各种优质的freelancer来合作。”
严一鑫也是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价格优势。他曾经为Puma在上海育音堂举办的复古主题活动做活动空间设计，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他和品牌之间的合作发生了变化—因为品牌削减预算，他已经可以跳过第三方公司直接和品牌对话了。“大概三四年前，品牌遭遇了一波经济危机开始削减预算，于是它们不会选择大型的4A公司，转而找我们。另外品牌商自己的组织结构也在变化，品牌公司会吸纳曾经在4A公司里工作过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独立解决事情了。”严一鑫说。
严一鑫从为商业做设计开始，到为品牌做完整的营销案，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团队。
《纽约时报》在2015年5月发表的一篇解读这种职业趋势变化的文章中引入了好莱坞模式做对比。作者认为好莱坞的工作模式—即“确定项目、组建团队、各方只合作到项目完成，最后团队解散”—似乎越来越普遍。和传统的公司运作模式相比—“公司运作往往需要先投入资金来建立企业、雇佣员工从事长期工作并且工作岗位没有截止期限”—“好莱坞模式”的临时团队会通过临时招募技能互补的人员运行大型的复杂项目，它已经普及到软件设计、开办餐厅、广告创意、行销策划等其他领域。
曾经在好莱坞做了6年视觉特效、后来创办视频制作公司Sandwich Video的Adam Lisagor说他在12年前刚刚进入这行的时候就发现了好莱坞模式的高效。他告诉《第一财经周刊》，“12年前，当我刚来好莱坞做电影的时候，我发现拍摄现场的每个人都很专业，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是来做什么的，并且能高效地完成工作。”Adam Lisagor说，他们甚至有一套替补制度—如果某个工种上的人病了，第二天会立刻有另一个人顶替，“这个人来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你甚至不需要跟他再讲一遍。”
专业度的确是自由职业者最核心的竞争力。唐琼舒认为在拍摄视频的这个产业链里，对不同专业技能的需求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有的人化特效妆很厉害，或者他做的后期很强，那可能在有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立刻想到这个人而不是别人。”
要让别人立刻想到你，首先你也要想办法推销自己。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的传播渠道，是如今自由职业者获得更多机会的重要原因。在我们见到的这些自由职业者中，他们寻找机会的方法大概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最原始的，即通过朋友介绍积累口碑；第二种是依赖平台，宣传自己。
＃自由职业者的5种形式
1、月光人
一些有正职工作的人，晚上会兼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自由职业工作。
2、独立承包人
没有固定雇主，在一个接一个项目的过程中做着临时的、补充性质的工作。
3、多样化的工作者
收入来自不同工作的收入混合，比如白天做行政工作，晚上做优步司机。
4、微型创业
聘用了1至5个不等的雇员的微型创业者也认为自己是自由职业者。
5、项目制合作
在某一段时间内，为一个客户、一份工作内容或是一份临时合同而服务。
数据来源：Freelancers Union《新劳动力调查：美国的自由职业者》及其他相关资料
Jenn Tran从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硕士毕业后来到硅谷工作。她的工作是设计师，经常有人找她做一些设计的工作。虽然硅谷也有Elance、99design这种针对设计师的垂直平台，但是她觉得设计这种技术性工作对平台的依赖性不是很强，因为不仅朋友介绍的工作很多，而且“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只要把自己的作品放到LinkedIn上，自然就会有人来找你了。”
此外严一鑫、刘阳、唐琼舒也都提到了口碑和人脉。供职于麦肯光明上海的执行策划总监Leeon Zhu对此的解读为，大部分跟创意相关的工作的沟通成本相对更高，这种属性决定了这一类自由职业的供需市场呈现某种“熟人经济”特征，“口碑和圈子里的人脉都是一种质量保证，也降低了沟通成本。”
相比之下，服务行业的自由职业者对互联网平台的需求更强烈些。诞生在硅谷的Uber、Thumbtack、TaskRabbits都属于这样的平台。
我们可以把Uber单独列出来—整个硅谷正在因为Uber而发生一场职场的变革。如Uber for X的模式为不少人找到了工作，你可以去开Uber、也可以开Lyft，可以去Homejoy做清洁工、也可以做Airbnb“房东”，总之，你有闲置的资源或者劳动力都可以拿出来置换成钱。这些平台的优点在于它把一个大型的工种拆分成了小的项目并用科学的方法将最合适的人匹配给你，例如你在Uber上输入地址，它会给你一个距离最近的司机。
但随之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YC的优秀毕业生Homejoy最近宣布关闭，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它和“contractor”（合约工，你也可以理解成自由职业者）之间纠缠不清的官司。而最近越来越多需要contractor的公司，例如生鲜配送服务Instacart、订餐服务Sprig等都先后宣布过去的合约工将成为享受医疗保险、公司福利甚至是股票期权的正式员工。处于风口浪尖的Uber在加州政府裁定“一个Uber司机应该成为正式员工”后不服审判，这家硅谷当下最火热的技术公司缴纳了730万美元的罚款，正在上诉。理由之一是Uber司机可能同时在依赖多个平台工作，并非专属于Uber。
在这些技术公司承认合约工为正式员工之前，它曾引发出一场讨论：是否应该为这些Uber for X的自由职业者们创造一个新的职业工种？看起来是暂时没这个必要了，除非Uber的上诉能带来一些新的改变。
和Uber不一样，Thumbtack是典型的平台型公司。雇主在这里提出需求，平台负责匹配。它在2008年成立，至今已经超过1000多个品类（提供超过1000种服务），例如你可以在这里找健身教练、设计师等等。
TaskRabbits就更加直接了。你在这里发布一个项目，例如搬家，它会从认证过的Rabbits里寻找人选。更简单地说，它是一个按照任务分配劳动力的Uber。
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平台的作用，你会发现它除了能拆分大型工种、对接供需关系，还可以帮自由职业者宣传自己、解决信任问题，甚至还有一些隐形功能。
互联网最大的作用就是填平信息鸿沟，自由职业者平台在这一点上的作用尤为明显。厅客的创始人马静在介绍厅客上的自由职业者时提到一位住在上海、上了年纪的手艺人，他在年轻时曾为张学良等社会名流制作西装，在上海有实体店。“但他自己不会上网，是他的儿女把他的信息放到厅客上来，如果不是这样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马静说。
＃选择自由职业前要问自己的8个问题
Q1：技能是否有市场？
最好具备特定的功能性技能，比如工程管理、网站开发、财务分析等，且需要多年经验积累。
Q2：社交圈丰富吗？
丰富的社交圈能带来更多的资源，而人际关系多的自由职业者往往经济表现更好。
Q3：性格是否适合？
需要能同时满足社交和独立工作两种环境：前者要能拓展人际关系，后者则要你能忍受“孤独”。
Q4：经济储备够吗？
如果3至6个月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你就难以支撑，那你还是别想了。一定的金钱储备能帮你度过工作的淡季。
Q5：工作上够自律吗？
自由职业者需要有自我驱动能力、组织能力和强烈的职业操守，还得习惯于处理与你工作不直接相关的事情。
Q6：你的现任雇主有可能成为你的第一位客户吗？
想想你目前的工作有没有部分是你独立出去以后可以做的，并且和你的老板聊聊。
Q7：你有社会保障吗？
和国外的自由职业者可自行报税获得社会保障不同，国内自由职业者则需要先行申请。
Q8：可以先试试吗？
如果上面7个问题你都回答yes，那也可以不要着急做决定：在辞职前，先试试自由职业的模式。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还有信任问题。这恐怕是自由职业者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过去人们往往更愿意信任一个机构，而非个人。
相比之下，服务行业对信任的要求显然是最高的。虽然这需要从业者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提高，但技术也已经介入进来，帮助人们建立信任。
《连线》杂志在201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Airbnb、Lyft如何让美国人重新信任彼此》的文章，在分析信任问题时，它追溯了硅谷的历史—并非只是Airbnb、Lyft等新型服务让我们重新信任彼此，这个信任力量的背后，是技术。
作者认为，从eBay、PayPal这种连接供需双方的平台开始，技术已经在让人们在彼此更加信任这件事儿上展示了它的影响力。根据Founders At Work这本书的记录，PayPal成立之初，联合创始人之一Max Levchin每日不眠不休地抓取虚假信息以帮PayPal避免交易风险和带来的麻烦，这也是PayPal度过早期发展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份工作演变成了Airbnb、Uber这些公司内部成立的Trust&Safety部门，即一个专门用技术来发现平台上交易风险和漏洞的团队，Airbnb的身份验证、Uber的交易安全，都需要这个部门。
马静说，厅客现在在这一点上做得还比较初级，他们会先对平台上的交易进行了解，下一步会深入到双方交易信息情况。而且在中国，淘宝和支付宝的普及也已经带来了信任效应，例如芝麻信用已经可以被人们用做签证时的信用凭证。
此外，平台还有一个隐性作用，即帮自由职业者解决孤独感和商业资源共享的问题。
如果你羡慕自由职业者“每天不用去办公室”的生活，请别忽视了他们没有上班时间、也意味着没有下班时间的问题。“作为一个freelancer，你很难区分哪些是自己的私人时间，哪些是工作时间，空间上也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固定的办公室，需要有很强的自律性和对时间的规划性。”自由策展人Filippo Tattoni-Marcozzi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所以你能看到不少平台都会为自由职业者举办聚会。不用说Uber的对手—同样在旧金山街上随处可见、为车前脸粘贴粉红胡须的打车服务提供商Lyft经常在它提供服务的城市举办线下沙龙，厅客网站虽然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也已经在北京举办了一些活动。文章开头提到的王愿正是通过这些活动认识了一群和自己同样选择的人。
“它还能帮你获得一些资源，”王愿说，也可以帮你了解行情。例如她通过厅客的活动认识了一些摄影师，如果这些人遇到了拍婚纱照的生意，也可以和王愿分享。这也成为眼下厅客为自己的平台吸引自由职业者的一个方法，“我们发现找一个厅客（他们这么称呼平台上的自由职业者），她／他通常会带一些其他职业的人进来。”马静说。
和欧美的情况相比，中国的自由职业者在传播自己的时候，还具有一些特别的“红利”，例如中国独有的一些社交网络，比如微信。
室内设计师刘帅在问答网站知乎成立时就注册成为第一批用户，他一开始以为知乎是讨论互联网的事情，后来发现也有人讨论设计，他参与回答了不少问题。“2012年下半年关注装修的人特别多，从那开始我回答问题也越来越多，就有人认识我，来找我咨询。”不仅是知乎，还有新浪微博。就是靠这些人际互动，现在刘帅在知乎上有近20万粉丝，新浪微博有超过6000个粉丝。
还有影响力更大的微信。根据腾讯3月发布的2015年第一季度财报，微信目前有超过5.49亿月活跃用户，而搜狐网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目前微信有超过1000万个公众账号。这些公众账号就像早期的个人网页一样成为任何一个想为自己积攒人气的自由职业者的展示平台。
厅客也看到了微信的作用。“除了微信，用户在手机上其他软件的停留时间都在缩短。”马静说，为了配合微信传播的特点，厅客在网站正式开放前先用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为平台上的自由职业者们设计名片并做推广。这张名片上印有自由职业者的简介和二维码。“当时看到厅客做的名片，觉得他们是在帮忙推你这个人的。”王愿说这是她会把自己的信息放到厅客上的主要原因。而依靠朋友圈的影响力，马静说王愿的名片被厅客官方账号发出的当天，她就接到了7个订单。
随着单子越接越多，也就是生意越来越好之后，所有的自由职业者—哪怕那些在一开始真的只是单独一人完成工作的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和创业的区别在哪里？如果说动力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创业的人不也总这么讲故事吗？和创业者一样，自由职业者也会面对生存压力、孤独、甚至一开始没有定价标准的问题。
离开4A公司之后又转身把以前的雇主变为自己客户的春萌会有意识地控制速度和节奏。“在广告公司做太累了，那种强度和工作模式不可能再让人享受做广告这件事，但我本身是喜欢这个过程的。”她认为选择了这种职业模式就得做好各种心理建设，也需要一定的现实基础，“比如你不能指着这样赚奶粉钱，然后你也就没有所谓更高的title了，你有了更多的生活必然也会失去一些别的。”
Adam Lisagor的理解更“好莱坞”模式：“自由职业者往往是一个人，他被一个团队或者某个人雇佣完成一个项目，它取决于自由职业者的技能，雇主就是用他去填补这个项目里所需的技能。而创业者是项目的决策者。”Adam Lisagor自己从电影后期制作公司离开后做了一段时间自由职业者，他也按照项目去做了些工作后才创办了自己的公司Sandwich Video。
也许不少自由职业者会像Adam Lisagor一样走上创业的路，他们也可以选择回到安稳的旧工作中去，这完全取决于他们内心的选择：Adam Lisagor说他去创业是因为自由职业已经不能负载他对事业的追求；而王愿觉得，对她来说压力最大的并不一定是这个月是否赚到了钱，而是能不能做出自己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在面对她的客户—那些和曾经的她一样，为了婚纱照已经做足了功课，等待自己“人生第一条裙子”的女孩们。
（文中春萌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