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纸盒子，里面塞满了我每次飞行结束后留下来的登机牌。
总觉得，这个盒子里存着我许许多多的记忆。
一时兴起，我就开始翻看盒子里的登机牌，有不少都让我开始回想一些在旅行中遇到的人与事。
比如一张美联航的登机牌，从上海直飞纽约，航班号为，UA087。
我今天想说的，就是跟这个航班有关的故事。
那时，我坐在从上海飞往纽约的美联航客机上。
很无聊。
我是个对声音极其敏感的人，于是坐飞机其实是我人生最无聊的头号事情。
因为很吵，所以不能安静地看书。
因为很吵，所以不能专心地看电视。
因为很吵，所以不能全神贯注地聊天。
只是听觉受到干扰而已，人就一下子变得无聊起来。
大概就像在HOUSE风格的夜店里，怎么都没办法品出一杯锡兰的好，是一样的道理。
无论再怎么有效的隔音方式，都没办法完全消除一万米高空上的机器噪音。
响在耳边的。却又连无所事事的时间一并喧嚣着。生怕没有人察觉到似的。
然而在这么高的地方，不断轰鸣着的，还不只是飞机引擎的声音。
还有。许多许多的人，或忐忑，或鬼祟，或浮躁，或惊惶的心情。
然而即便无聊，我却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逃。
因为一万米高空上的，完全封闭的空间，是人类自己造给自己的无奈。
比起汽车的纵横驰骋。比起火车的穿山越岭。比起轮船的海阔天空。
飞机的无奈，是谁也比不了的。
以前总以为鸟儿飞翔着，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怎么轮到自己开始飞了，就无聊起来了呢？
真奇怪。
我坐在靠走道的位置上。这样方便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很自由，不会因为需要经过邻座客人的许可，而惊扰到他们。
倘若是醒着的，说句抱歉倒也就算了。假如邻座的客人已经睡着了，就难免有点尴尬。
在歪七扭八的大腿和胳膊间穿梭，我总会胆战心惊地联想到《谍中谍》里的汤姆克鲁斯。
我没有他那么帅。但他没我这么高。
所以我们扯平了。
只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别人打扰我，我一点也不介意；我去打扰别人，我会介意好半天。
因此我总在乘飞机的时候，固执地选择靠走道的位子。
还能够很方便地在空乘的小推车上选择我需要的食物饮料——这是我后来发现的，额外的好处。
我拿出手机，选择飞行模式打开，准备开始听音乐。
因为耳机戴久了我觉得耳朵有点疼，所以我就把音量开得小小的，耳朵凑在手机的出声孔上听。
听的是一出京剧选段：《北天门》里的《见弟》。
有好一阵子，我的手机铃声都是各种各样的京剧段子。
理由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就觉得在国外的时候，用京剧做铃声，会平白有种“我是个中国人啊”的感觉。
而且每次听到这些京剧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微笑。
因为好笑而笑起来。因为会心而笑起来。因为怀念而笑起来。
我从来都不是戏迷票友。
但我在那些日子里听京剧的时候，还是会拍掌叫好。
“真好听。”
我常常说。
我以为音量开的足够小了，而且飞机的轰鸣声真的足够大，所以不应该会有别的乘客会听到我手机里传出的动静。
但是偏偏有人注意到了。
他经过我的身畔，去洗手间。
去的时候，愣了一下，转身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走。
金色微卷的头发。有点发红的鼻子。蓝色的眼睛。下巴满是生硬的胡渣。
很普通的外国人的长相。
我是个脸盲，通常在国内都记不住新认识的人的长相，就更分不清欧美人的样子。觉得金发碧眼是他们的共通特征。
除非轮廓鲜明到像汤姆克鲁斯，或者海报照片泛滥到像贝克汉姆那样，不然我没有办法很快地记得一个美国男人的长相。
倘若遇到黑人，就更糟糕。
我眼中的黑人，全都是迈克尔乔丹的样子。
所以我看NBA，永远都觉得是同一个人满场跑：自己传球给自己，自己带球过了自己，自己闪过自己跃起灌篮。
得分了。全场雷动。
我打了个呵欠，流下一滴慵懒的泪。
然后开始为自己的虚度光阴而懊悔。
大概外国人眼中的亚洲人，差不多也都是同样的样子。
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不够坚挺的鼻子。以及，大概会永远带在身边的筷子和旗袍。
我继续听我的京剧。
坐在我右手边的乘客是一个中年美国妇女。微微发胖，已经睡着了。
她的鼾声，比我手机发出的声音还要大的多。既然没有吵到她，那我就更加听得心安理得。
“很好看。”
我吓了一跳，把视线从睡着的美国妇女身上转开，发现刚才那个红鼻子男生已经站在了我身边，大笑着对我说不算标准的中文。
很奇怪。他竟然能猜到我是中国人。
这趟航班常常会有日本人和韩国人，我总认为，在欧美人眼中看来，亚洲人应该长得也都差不多。
我发现他一直在盯着我手上的手机，才反应过来约莫他是听到了《北天门》。
“是‘很好听’。不是‘很好看’。”我纠正他的中文。
“哦。”他抓了抓后脑勺，索性坐在了我左手边空着的位子上。
“可以传给我么？”他恢复说英文，然后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他的手机。
“不可以。”我摇摇头，“在飞机上，任何电器的无线连接功能都不可以打开。”
他有点不好意思起来，鼻子竟然比刚才更红了一点点。
“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把你的Email告诉我？我可以等下飞机以后再问你要。”
那倒是没问题。而且我知道外国人通常对中国的京剧很有兴趣。
“你听的这个曲子，说的是什么事情？”他竟然一直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不走了。
“‘北天门’。又名‘四郎探母’，一个叫‘四郎’的人，去探望兄弟与母亲，但是心里很害怕的故事。”我漫不经心地敷衍他。
“为什么自己的兄弟母亲还要探望呢？而且怎么还会害怕呢？”他不懂了。
“你住在纽约，你兄弟住在伍德斯托克，你十年没回过家，甚至根本就没跟兄弟们联系过。”
“哦。那我再回去的话一定会很害怕。”他大笑着。
“而且我没有哥哥，小时候我最好的玩伴是邻居一个大我10岁的男生，我一直把他当哥哥——他一定会用棒球棍狠狠地打我的屁股。”
他笑完了。又补充道。
明明是玩笑的语气，可他的表情竟然无比地认真。
认真得好象真的有人用球棍在打他。
只不过没打到屁股，而是打到了鼻子。
已经快要降落了。空姐过来撵他回自己的座位。
我只得又关上手机，绑好安全带。
他有点不情不愿地站起身，用右手的手背蹭着发红的鼻子。
越蹭越红。越红他偏偏越去蹭。
我怀疑他大概想去应征圣诞老人的驯鹿。或者“美国偶像”现在可能正在办麦当劳叔叔的形象选秀。
“很好看。”他用中文，艰难地说道。
“是‘很好听’。不是‘很好看’。”我再一次纠正了他的中文。
走出机场的时候，他从背后叫住我。
“四郎，等等我。”他坚持用中文跟我说话。
“我不叫‘四郎’。”我纠正的，是他对我的认知。至于他支离破碎的发音，我已经懒得去管了。
“把那个曲子传给我。”他挥舞着手中的手机。
我叹了口气，对于他的毅力和耐心表示无可奈何。
“谢谢你。四郎。”他通过蓝牙收完了整出京剧，很开心地大步往行车道走去，边走边回头跟我道别。
“见到就不联系的兄弟和妈妈也不要害怕。给他们一个拥抱就好了。”他大笑着。发红的鼻子在阳光下竟然很好看。
一辆黑色的加长房车停在了他的面前，看来是专门有人来接他。
我好气又好笑地对他摆了摆手以示告别。因为懒得把手放下来，干脆就顺便也冲空驶的出租车招了招手。
他刚要上车，却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折返回来，飞快地走到了我的面前。
“四郎。再见。”
他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友善的，和煦的拥抱。
我身高一米八三。
在他怀抱里，竟然只刚及到他的肩膀。
他比我帅。也比我高。
我跟他根本就扯不平。
于是我开始暗暗地生起气来。
半点也没留意到，他的形象已经变得不那么普通，渐渐地开始在我脑海里明晰起来。
就像汤姆克鲁斯。就像贝克汉姆。
他成了第三个我能记得住长相的，金发碧眼的，有着可爱红鼻子的，外国人。
我后来没有再见到过红鼻子男生。
严格地说，是他没有见到我，我却经常能见到他。
在纽约和巴黎的杂志上，我常常能看见这个男生的照片。
配在照片下面的，通常是充满溢美之辞的采访和报道。
我这才知道，红鼻子男生是一个设计师。专门设计衣服的设计师。
他的鼻子，在后来的照片上看起来没那么红了。
或者他本来就不是天生的红鼻子吧。
只不过，他在我的印象里，就应该是有个红鼻子的。一旦没有这个特征，我很可能就又会记不住他了。
我不想忘记他。所以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他是有着红鼻子的。
他后来设计过一系列很精彩的服装。有一组是我最喜欢的：在衣服的图案配色和剪裁里，总是混有着像京剧脸谱一样的元素。
杂志上称，这组服装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中国风。
我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件大大的T恤，在右边肩膀的位置画有一台小小的，抽象的手机线条。
于是我便打开了电脑，连接上我的电子邮箱，第十七遍地看一封邮件。
红鼻子男生，写给我的邮件：
“那首曲子很好听。我听了很多遍。我的朋友们听到了也都觉得很好听，非要我也传给他们。
今年圣诞我会回家探望家人。真诚地希望好兄弟们不会用棒球棍打我的屁股。我八岁的时候被那位邻居的大哥打过一次，那种痛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
谢谢你传给我的曲子。也谢谢你告诉我的，关于‘北天门’的故事。”
然后我就会给自己泡上一壶翠螺，把ipod连上音箱，音量开得大大的，从“坐宫”到“别宫”，从“见弟”到“斩辉”，听完一整出《北天门》。
听完后喝干杯中的茶，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来，冲着月亮微微地笑一笑：
“真好听。”
由于时装周工作的缘故，我如今每年还是会飞去纽约，通常都会坐美联航直飞的航班，既是因为方便又算舒服，也因为这渐渐成了一种习惯。
可我再也没碰见过红鼻子男生，这些年渐渐连电邮也通的少。
对我来说，千言万语不如相见，我总惦记着，若能在时装周现场遇见倒也不错。
可不知怎么，我老会不凑巧地错过他的秀，也逐渐失去了一定要单独约他出来相见的动力和借口。
四郎杨延辉，本来有的是机会跑回家，然而他一拖再拖，终于拖得连回去看望母亲兄弟的勇气也没了。
好在铁镜公主适时帮了他一把，让他终于在有生之年能短暂地重聚天伦。
我想，有朝一日我还是会见到这位红鼻子男生，
因为有一种友情，不至于生死相报，也并非淡交如水，而是一见如故，万里不辞的。
我手中捏着美联航的登机牌，
突然就释怀地笑出声来。
远在美国，万水千山，你是否也有想要见一面的人？
不要学杨延辉的怯懦，我现在就给你鼓励——
